2010年，马凯集团（E. J. McKay）参与了超过20个跨国兼并与收购项目，涉及的交易金额总计接近30亿美金（约200亿元人民币）。马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震说：“如果从涉及的交易金额来说，我们算得上中国本土最有影响力的投行之一。”
“将业务重心放在中国而不是全球的其他地区，使自己与其他跨国投行区别开来，这正是马凯集团得以生存并且不断壮大的主要原因。”李震认为。
中国市场的结构优势
2010年10月，跨国制药巨头赛诺菲-安万特集团收购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太阳石集团公司，这被马凯集团当作显示其扎根中国市场具有结构优势的一个有力案例。赛诺菲-安万特集团是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2009年销售额达293亿欧元，在药品的研究、开发、生产等方面具有优势，中国是其寄予厚望的一个市场，但销售渠道是其需要加强的地方。
李震说："赛诺菲-安万特集团在中国有产品无渠道，而太阳石是在中国卖OTC药品特别是销售妇女儿童用药为主的渠道公司，被赛诺菲-安万特集团收购刚好实现两家产品与渠道的结合。"作为被收购的太阳石集团财务顾问之一，马凯公司促成了这笔总额达5.206亿美元交易的达成，成为当年中国最大的医药企业并购交易之一。
印度巴勒特锻造与中国一汽成立合资汽车锻造公司是马凯集团另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成功案例。印度最大的汽车部件锻造公司巴勒特锻造在准备进入中国市场之时，聘请马凯集团作为财务顾问为其制定中国战略。
实际上，巴勒特锻造与中国一汽达成合作协议之前，还有其他的选择，比如和二汽成立合资企业，但是马凯集团当时了解到二汽在集团层面上与日产公司有一个五十对五十的合资协定，按照合资协定，前8年日产公司主导合资企业，此后才由中方主导。
而当时正是日方占主导权的时候，判断下来，巴勒特锻造与中国一汽这样的公司合作更为合适。此后的合作证明，巴勒特锻造与中国一汽成立合资汽车锻造公司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格局。
李震分析，锻造业是劳动力密集和高技术含量行业，此前蒂森克虏伯在汽车锻造业是世界第一，由于实力较强，老大地位不容动摇，取得巨大成功，蒂森克虏伯成功的同时也有劣势，由于该公司存在了上百年，设备陈旧。
而中、印两家公司合资之后，印度和中国产能效率都提高了，设备也更新更好，对蒂森克虏伯形成很大的压力。后来蒂森克虏伯将锻造业务剥离出来，卖给了私募。
相较于其他的跨国投资银行，李震认为马凯集团的竞争优势在于立足中国，绝大多数在中国做得好的投行，决策层都在国外，中国的业务要一层层上报再进行权衡，因为中国的业务只是它全球业务的一部分，整个管理体制就相对繁琐。“而我们的团队反应快，因为中国的业务是根基：业务上中国是跨国投行的延伸市场，而对于马凯来说海外是延伸市场。”
与中国本土的投行相比，马凯集团又有较强的国际化色彩。李震说，马凯集团在比较重要的经济区都有合资或者战略合作伙伴，这个国际化的网络加上在中国的根，构成了马凯集团结构上的优势。
李震也将马凯集团的成功与其施行的合伙制联系起来，因为一个合伙制的公司被认为可以建立更加忠诚、更加长远的关系。
最初华尔街上的投行大多也是合伙制的，但是时间久了上市之后就演变成为职业经理人的体系，跳槽现象变得很严重。比如说，在一个职业经理人构成的投行，可能做事的人都希望在每年的12月31日前把项目做完，这样可以拿到奖金，因为第二年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这里继续工作，那么长期的信任关系就难以建立。在合伙制的公司，可以和各种人或公司保持长期关系，有些事情就不会有压力，高层的流动相对较少。
目前，马凯集团在全球有5个合伙人，马凯集团2001年成立至今，在投行圈声名日盛，与高管层的稳定与密切协作有密切关系。
兼并收购促进转型升级
马凯集团目前每年的收入中约有一半来自中国，在马凯集团参与的兼并收购交易中，约有六成是帮助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剩余四成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中国企业寻找在海外兼并收购的机会。
中国企业对投资持续的“高热度”，李震有喜有忧，他分析，中国企业对投资热衷的根源在于实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弱。“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做实业的老板，拼死拼活让工人做开发、搞生产，销售产品的钱可能讨不回来；而你买房子搞房地产开发是另一回事，可能你什么都不做，过去十年只买房子的话，你在大城市能赚到五倍，这样大量的资金、人才就集中到了投资领域。”
在上述情况下，大量企业的转手和退出给马凯集团短期之内带来了很多业务，财务顾问和并购业务增加，对于马凯集团这样的投行来说，增加了业务量，是好事；但是从投资角度来看，李震说这带来了消极影响，大家都把资源放在某个领域上，这将抬高价格进而产生泡沫，买企业的价格上涨，要实现赚钱的目标，难度将更大。
跳出投行的视角，李震认为中国必须高度重视轻实业、重投资的倾向：“像卢森堡这样的国家只有50万人口，可以只做金融，中国是一个大国，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还是需要发展实业。”
李震认为，过去20年，美国退出了制造业，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德国则坚持从事制造业，但是向高技术、高增值方面转型，在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重大冲击。
相比而言，这20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某种程度是靠低价劳动力支撑的制造业完成的，他认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而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兼并收购时，便可以在促进转型升级的标的上投入更多资源。